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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交行5亿放贷冤案之──“庭审概要”

时间:2019-03-09 20:00:25

  有着18年上海检察院检察官经历的青岛交行纪委书记刘正全程听取了控方的指控和辩方的辩护观点,也感受到了桓台检法两家的人员素养,对案件也有了更新更全面的了解。因此,在此做一个概要的记录,也介绍一下庭审情况。

  首先介绍案件基本情况

  (一)两个罪名的情况。

  (二)业务简要情况。

  1.第一笔5亿元相关协议签订和贷款支付。

  2.询证函意见回复。

  3.银行扣款。

  4.第二笔2000万元业务情况

  接下去来谈谈庭审的情况

  一、违法发放贷款罪

  (一)检方指控。

  (二)辩方观点。

  1.事实认定部分。

  2.适用法律部分。

  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

  (一)检方指控。

  (二)辩方观点。

  1.事实认定部分。

  2.适用法律部分。

  三、庭审的程序违法问题

  (一)桓台法院没有刑事管辖权。

  1.案件由犯罪地法院管辖。

  2.违法发放贷款的犯罪行为地不在桓台。

  3.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犯罪行为地不在桓台。

  (二)桓台法院审委会委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

  (三)本案大量非法证据未予排除。

  1.指供诱供。

  2.企业人员参与办案。

  3.言语威胁逼供。

  四、庭审中发现的其他犯罪线索

  (一)东岳集团人员可能涉嫌的犯罪。

  1.骗取贷款罪。

  2.贷款诈骗罪。

  3.合同诈骗罪。

  4.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共犯)。

  5.虚假诉讼罪。

  (二)桓台司法机关可能涉嫌的犯罪和违规行为。

  1.徇私枉法行为。

  2.非法拘禁行为。

  3.刑讯逼供(指供诱供)行为。

  五、检法两家人员法律素养之感受

  (一)公诉人。

  1.公诉人讯问被告人方式有明显指供痕迹。

  2.公诉人的社会常识、民商事活动经验欠缺。

  3.法学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都不够扎实。

  4.公诉人有违反义务性规范行为。

  (1)未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意见。

  (2)公诉人未遵守检察院着装规定有损国家形象。

  (3)极少回应辩护意见,让人感觉庭审走过场。

  (二)法官

  1.法官以控制流程为主,鲜发问和发表意见。

  2.法警侵犯人权行为屡教不止。

  六、结语

  刘正:这次,我完整地听了本案所有的庭审内容。虽然此前对案件有所了解,但全程听取了控方的指控和辩方的辩护观点,总体来说,的确是对案件有了更新更全面的了解。因此,在此做一个概要的记录,也用较为简单易懂的语言介绍一下庭审情况。

  此前,有人会猜,银行工作人员究竟有没有过错?是否应该被判刑呢?看完本文,是非公道,自有判断。

  首先介绍案件基本情况

  (一)两个罪名的情况:

  戚静是青岛交行市北一支行行长,赵声是行长助理,刘兴尚是客户经理,这三人被指控的是违法发放贷款罪;费璟波是支行会计主管,她和戚静被指控违规出具金融票证(询证函)。

  (二)业务简要情况:

  1.第一笔5亿元相关协议签订和贷款支付。

  2014年12月,盟诚公司向青岛交行贷款5亿支付给淄博桓台东岳集团,用于购买货物;同时,东岳集团、盟诚公司、青岛交行签订三方协议,盟诚公司销售货物款项用于归还贷款,但如果贷款不能归还,则用东岳集团存在交行的“回购准备金”5亿元归还贷款。随后,东岳集团存入青岛交行5亿元“回购准备金”,并收到青岛交行受托支付的5亿元货款。

  2.询证函意见回复。

  2015年2月,东岳集团委托两家审计师事务所前后2次向青岛交行发出询证函,询证2014年底时,存在“交行保证金”名下的5亿元资金状态。第一次,柜员对存在保证金账户内的资金拒绝询证;第二次,经查询行内制度,保证金账户内资金可以询证,但未锁定。因此,交行回复询证函意见,确认资金处于“无限制”状态。

  3.银行扣款。

  2015年10月,在经交行多次书面催促,双方书面回复要开展,但实际未履行贸易合同的情况下,贷款发生3次支付利息逾期的情况。为此,青岛交行依照合同扣划了东岳集团5亿元“回购准备金”。

  4.第二笔2000万元业务情况。

  2015年11月2日,东岳集团向桓台县警方报案,认为其财务监管中心副主任李滨涉嫌挪用资金,并于次日撤销其所有职务。同日,李滨也被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同月,在隐瞒上述事实的情况下,东岳集团董事长张建宏来到青岛,与戚静行长等人见面,要求继续以同样方式贷款。李滨等人依旧代表东岳集团继续履行相关贷款手续。2015年底,青岛交行再次以同样方式同意授信4.8亿元,并实际履行2000万元贷款支付。2016年初,因桓台公安人员上门核查该笔业务,而再次扣划“回购准备金”2000万元。

  业务到此介绍结束。简要小结是这样:

  一是5.2亿元的的业务只起诉了5亿元。前后两笔贷款,合计5.2亿元,但桓台司法机关只指控了其中5亿元,具体原因见其后分析。

  二是东岳和交行都没有损失。青岛交行和东岳集团对于5.2亿资金,都是一收一付,大家都没有损失。

  三是大家对询证函认识不一致。在业务中,穿插了一次青岛交行对东岳委托审计师事务所所发询证函的回复意见。大家对是否属于有限制有认知不同。

  接下去来谈谈庭审的情况:

  (一)检方指控。

  戚静、赵声和贷款人盟诚公司代表田茂连商议,为了帮助东岳集团(桓台著名企业)通过年底审计,虚构了一个假的贸易合同(贷款人向东岳集团采购货物),并成功发放贷款。

  客户经理刘兴尚则是在贷前审查中通知盟诚公司更改经营范围,使企业具备放款条件。

  检方引用的违法条款是:《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商业银行贷款,应当对借款人的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

  控方主要证据是戚静、赵声的供述明知贸易背景虚假的多份笔录和田茂连的笔录。

  (二)辩方观点。

  1.事实认定部分。

  (1)当庭,所有被告人都否认和田茂连曾商议用假合同来贷款。田茂连也没有告诉过他们,这个贸易是假的。银行人员始终认为贸易合同是真实的。

  (2)田茂连的笔录前后矛盾,对多人一致证明的刘兴尚没参加贷前商谈、戚静从没见过李方学(贷款方另一负责人)等情况都记忆错了,内容混乱,前后矛盾,对商议细节特别是如何告知银行人员贸易合同是假的事实描述不清,与事实不符,不具有证明力。

  (3)辩方要求田茂连出庭作证,被法庭婉拒。其他证人证言都是听闻和猜测说银行人员知道贸易背景虚假,属间接证据,没有直接证明效力。

  (4)骗子来骗取贷款,不会告诉银行,他的合同是假的。这有违常理。因为如果银行人员知道合同是假的,不会放贷。

  (5)贷后,银行催要合同交易凭证、发票、提货单等行为,证实银行并不知道合同有假。反而,东岳集团和盟诚公司都回函书面解释,盖章确认,未开展贸易是因产品价格问题。如果事先串通,何必询问,又何必回函。

  (6)银行人员对借款用途、偿还能力、还款方式等情况进行严格审查,事实上也确保了信贷资金安全,没有损失。

  (7)刘兴尚的通知企业更改经营范围行为,是商业磋商中的正常沟通,不能据此做有罪推定。

  (8)东岳集团和盟诚公司在真人真章真钱真场所的情况下签订贸易合同,对银行人员来说,无法识别其中有假。

  (9)庭上法院调取新证据2016年12月东岳集团和盟诚公司签订《债务清偿协议》,盟诚公司再次称不再需要原购销合同货物,证明盟诚公司始终认可购销合同真实性。这一证据反而可以证明合同的真实性。只是东岳集团一方,为了减免自身债务而始终否认。

  2.适用法律部分。

  (1)发放贷款的主体不是支行工作人员,是经交通银行各个部门审核后集体决定发放的。支行工作人员只是做了贷前调查工作。犯罪嫌疑人认定错误。

  (2)本案银行信贷资金在案发前就无风险收回,银行没有报案,公诉人也称本案没有被害人,何来社会危害性?对于犯罪构成要件而言,客体的唯“秩序论”是形而上学。此前全国判例,无一例是类似我行情形。所有案例均是对贷款形成风险或预计形成风险,才会引发刑事程序。今年4月,广东有一列金额和性质同本案接近的案例(案发后收回贷款),检察机关做出不起诉决定,可做参考。

  (3)《商业银行法》第三十五条是义务性规范,不是禁止性规范,不能据此追究刑事责任。现实中,如果银行人员有错,也是由银监处罚,不需要动用刑法加以惩处。否则银行人员人人自危。

  (4)贸易背景是指贸易可能达成的背景,不是指具体的贸易。东岳集团和盟诚公司都有意愿做贸易,并具有相应的实力,所以贸易背景应属真实。

  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

  (一)检方指控。

  戚静应东岳集团李滨个人要求,指使会计主管费璟波回复东岳集团委托的审计事务所发来的询证函,对其保证金账户内的5亿元资金标注没有限制使用予以确认,帮助企业通过年审(也让东岳集团高管层误以为5亿元为存款)。

  指控逻辑:5亿元无有限制使用的确认与事实不符,属虚假询证函。

  主要证据:书证和戚静、费璟波供述有罪笔录。

  (二)辩方观点。

  1.事实认定部分。

  (1)戚静和费璟波当庭否认存在帮助李滨个人或东岳集团的行为,也不存在指使行为。事实就是戚静给费璟波电话,让她请示分行后,按规定出具回复意见。

  (2)山东高法民事判决确认:询证函存款分列两项,分别为存款800元和交行保证金5亿元,和事实相符。无论有无限制使用,都不影响他人对该笔资金属“非存款”的认识,不足以引起东岳误解。

  (3)费璟波未操作具体询证流程,只是查询了相关规定。具体询证工作由副主管和柜员完成(询证函上签章无费璟波)。犯罪嫌疑人认定错误。

  (4)无限制是会计副主管查看5亿元时点状态为“未锁定”,认为尚未关联相关交易,所以确认无限制。

  (5)应东岳集团要求,三方未签订保证金协议,该5亿元为回购准备金。虽存在保证金账户内,但无质权优先权,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保证金。所以,无限制的确认属于客观事实,不是虚假询证函。如有误解,只是双方对有无限制的表述有认知差异。

  (6)所有证人证言对保证金账户内回购准备金的性质所做主观猜测和评议,都不具有证明效力。

  2.适用法律部分。

  (1)询证函根本不属于刑法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罗列的票证种类。根据罪刑法定原则,不应定罪。

  (2)检察机关据以定罪的依据是人民银行办公厅银便函(2003)8号文对伪造金融票证罪的解释,其中将询证函认定为金融票证。但该行和该函不具有解释刑法权利,司法机关也不能随意扩大解释,应当请示全国人大常委会确定。

  (3)刑法对伪造金融票证罪打击面广,用了“…等金融票证”。而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打击面小,只有信用证或其他保函、票据、资信证明,没有用“…等”。所以,即使要使用2003便函进行解释,人民银行办公厅便函对伪造金融票证罪的解释也不能套用在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上。

  (4)本案询证函出具主体为审计师事务所,不是银行。其中记载内容依据的是企业账簿内容。银行只是回复意见,不是出具主体。如果认为询证函内容虚假,那做虚假账册的企业会计人员、审计人员应当是共犯。

  三、庭审的程序违法问题

  (一)桓台法院没有刑事管辖权。

  庭审开始时,审判长确认桓台法院具有管辖权,理由是三方协议东岳集团在桓台盖章,其部分行为在桓台完成,因此具有管辖权。笔者认为,桓台法院的理由不成立。

  1.案件由犯罪地法院管辖。

  刑诉法规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人民法院管辖,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所作的司法解释是指犯罪行为发生地。而本案所谓两罪的出具行为和发放行为的发生地都在青岛,而非桓台。

  2.违法发放贷款的犯罪行为地不在桓台。

  违法发放贷款罪是指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其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指的就是发放贷款行为,而不应当包括协议签订行为,更不能将协议签订地作为犯罪行为发生地加以认定。

  3.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的犯罪行为地不在桓台。

  2016年3月,本案最初立案并抓捕4名被告人的罪名是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青岛交行回复询证函意见(复核盖章)行为均在青岛完成,也不存在桓台属于犯罪行为地的问题。

  此外,理论界普遍认同犯罪行为地管辖刑事案件的原因是:(1)犯罪地是犯罪证据最多的地方,便于查证。(2)犯罪地往往是被害人、证人等所在地,便于诉讼活动开展。(3)犯罪地群众最关心本地发生的案件的处理,便于旁听,也便于法制宣传教育。而纵观桓台指控的两个犯罪,都不符合上述关于犯罪地的认定要求。

  在没有刑事管辖权的情况下,桓台县司法机关从侦查至审判,始终强行管辖,并要判处银行工作人员有罪,其利用刑事手段插手民事纠纷意图表露无遗。

  (二)桓台法院审委会委员应当回避而未回避。

  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在诉讼活动中执行回避制度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条规定:凡在一个审判程序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的审判人员,不得再参与该案其他程序的审判。同时,第九条规定:本规定所称审判人员是指各级人民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助理审判员。

  那么,关键看是否在一审中参与过本案审判工作。在原一审(2016)鲁0321刑初409号判决书中明确写到:“经合议庭评议,审判委员会研究决定,依据xx法律,判决如下:……”。审委会的职责是根据合议庭和承办人的审查报告对案件做出讨论和决定。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审判委员会成员毫无疑问地参与了该案审判工作的。因此,本次庭审仍由两个审委会成员和刑庭庭长组成合议庭,违反了上述规定,失去发回重审的意义,使重审有失客观公正。

  (三)本案大量非法证据未予排除。

  1.指供诱供。

  两个罪名,戚静、赵声和费璟波都在侦查、批捕和起诉阶段,或多或少承认过“明知贸易背景虚假”和“为满足客户需求,回复确认和状态(有无限制)不符的询证函”的笔录。然而,在四天庭审中,三人又都称不存在上述事实,所签笔录系侦查人员指供、诱供、威胁逼供后制作完成。

  2.企业人员参与办案。

  特别是戚静在庭上陈述,其前期所有有罪供述笔录均在桓台公安指定住所监视居住期间制作。而在此期间,有东岳人员参与看押,戚静在当庭播放讯问录像中指证一名女看管人员为东岳集团人员。而该人员还向戚静自述参与配合桓台公安赴盟诚公司青岛业务中心侦查取证,且所住环境恶劣,所有房间均没有门,白天一男一女看管(男的也是东岳集团,叫老宋),晚间三男一女看管,上厕所也是在男人的房间内无门的厕所。而在此期间的羁押行为均无录音录像。公安机关提供证明说:该场所已拆除,所有录音录像设备被损毁。

  3.言语威胁逼供。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庭审中,戚静还指出,公安审讯人员说,如果戚静不按照公安人员所述内容回答问题,他们将去抓捕戚静的姐姐,并准确描述了戚静姐姐的住所和家庭情况。这属于明确的以威胁方式进行审讯。对此我认为,戚静所有的讯问笔录均应当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因合议庭在庭前会议中就确定本案不排除非法证据,也就意味着所有笔录均有效。同时,辩护人申请的多名证人出庭,始终被法庭婉拒(庭后再议)。因此,可以预见,对于此前三名被告人的有罪供述,桓台法院将继续采信。如果是这样,是和“以庭审为中心”、“排除非法证据”的司法审判要求不相符。

  而刘兴尚因自始至终未做过“知晓贸易背景”的有罪供述,不存在该问题。

  四、庭审中发现的其他犯罪线索

  在庭审中,律师直接向法庭提出了多个犯罪线索,要求检察机关加以审查。有的犯罪还涉及检察人员自身,也一并向法庭做了表述。但无论是法官和检察官都未予发表任何意见,保持沉默。

  (一)东岳集团人员可能涉嫌的犯罪。

  1.骗取贷款罪。

  (1)庭审中,田茂连、李方学、李滨等人的证词和相关书证可以证明,他们虚构5亿元购销合同,骗取银行贷款。

  因刘兴尚、赵声在现场见证盖章中,目睹东岳集团财务人员张潇林前往东岳集团副总裁崔同政处履行完成签字审批手续,因此该两人及东岳其他人员有较大嫌疑参与骗贷,仍需检察机关督促公安机关进一步查证。

  (2)第二笔4.8亿授信,2000万实际发放的贷款中,在李滨已被桓台公安取保候审的情况下,东岳集团董事长张建宏前来青岛和戚静等人确认前后两笔业务真实性,崔同政、李滨、田茂连、李方学及东岳相关人员继续办理和审批相同业务,涉嫌骗贷罪,需检察机关督促公安机关进一步查证。

  2.贷款诈骗罪。

  东岳集团以虚假合同获取银行贷款后,不向盟诚系发放货物,也不愿意归还银行贷款,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意图侵吞5亿元信贷资金,涉嫌贷款诈骗罪。因单位不能构成贷款诈骗罪主体,根据法律规定,应认定涉嫌合同诈骗罪。

  3.合同诈骗罪。

  如盟诚公司认为购销合同真实有效,东岳集团拿着货款,长期不发货,属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财物,涉嫌合同诈骗罪。

  4.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共犯)。

  如认定银行人员构成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李滨作为始作俑者,应当认定为共犯。东岳集团是否还有其他人参与,需作进一步调查。

  5.虚假诉讼罪。

  此外,有律师根据新出台《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提出:东岳制造假的证据(债务抵偿协议)将骗贷的五亿元伪造成恒泰盛泉的还款,并用于民事诉讼,属于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涉嫌虚假诉讼犯罪。

  (二)桓台司法机关可能涉嫌的犯罪和违规行为。

  1.徇私枉法行为。

  本案最明显的是选择性执法,有两处:一是只追究银行工作人员的刑事责任,而对东岳集团、盟诚公司相关人员的骗贷行为不予追究。二是只追究第一笔5亿元的违法放贷责任,而不追究2000万元的责任。

  桓台公安是所有相关案件的侦办单位,而负有法律监督职责的公诉人,同时也是李滨、田茂连、李方学等人案件的承办人。无论是公安机关还是检察机关办案人员都应当知晓,这些案件中的所有供述和书证都已足以证明以上三人涉嫌骗取贷款罪和第二笔骗贷事实,但却都视而不见。

  在原审一审中,律师多次提出上述观点,公诉人未予回应。目前,案件侦办审理已达两年半之久,但以上三人均未以骗取交通银行5亿元资金立案侦查或起诉,银行人员也未被起诉2000万元违法放贷刑事责任。公安机关承办人和公诉人的行为属于典型的“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虽然,群众手中没有证据证明公安人员和公诉人是否存在徇私情形,但我们相信,本案跨地域管辖抓人起诉审判,银行未报案且公诉人也称无被害人的情况下,相关公安人员和公诉人依然坚决地选择性执法,只抓捕起诉银行工作人员,而不追诉其他涉案人员的刑事责任,绝不属于司法人员的能力问题或认识问题,其中必有隐情,应已涉嫌徇私枉法罪。

  此外,2015年11月,东岳集团向桓台公安报案。桓台公安对李滨、田茂连等人立案并采取了取保候审强制措施。然而,被免去一切职务的李滨仍然在为东岳集团办理后一笔两千万元的骗贷业务。因此,桓台公安人员放纵他人进行犯罪,也同样涉嫌徇私枉法罪。

  2.非法拘禁行为。

  (1)非法监视居住的问题。

  据戚静陈述,其在桓台县邢家派出所附近卫生院一临时住所内,被东岳集团人员参与看押12天。羁押期间没有录音录像。该场所目前已被拆除。该场所所有房屋没有门,看押人员有企业社会人员,晚间由男同志同室看押,不具备正常的生活、休息条件。据戚静挺上陈述:她听看管人员介绍,这个地方就是用来办理这个专案的,之前关押过田茂连和李滨。

  而根据《刑事诉讼法》第74条规定:监视居住一般情况下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1996年《公安部关于贯彻实施刑事诉讼法有关问题的通知》第四条明确规定:执行监视居住应当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禁止将被监视居住的犯罪嫌疑人关押在羁押场所或公安机关,更不能设立专门的监视居住场所。

  桓台公安机关明显违反了上述规定。律师当庭要求调查该房屋以及相应设备的租赁或建造的费用问题,以及看管人员的身份问题,法官和检察官均未予回应。

  (2)违反流程对刘兴尚进行非法拘禁的问题。

  2016年3月3日下午,桓台公安未给刘兴尚出具任何手续就将其带至桓台公安经侦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到3月4日下午3点左右才让刘兴尚签署拘留证。拘留证上显示3月3日晚十点签刘兴尚签拘留证,实际是3月4日下午要去看守所时才签的。讯问录音录像上也显示3月3日晚十点前后刘兴尚并没有签任何手续。

  对此,我们认为桓台公安严重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属于利用职权非法拘禁他人。

  3.刑讯逼供(指供诱供)行为。

  据刘兴尚庭上陈述,其于2016年3月4日,在桓台经侦遭遇桓台公安办案人员“开飞机”式讯问。庭前会议,公诉机关提供的3月4日的笔录,居然在开庭当天主动撤回了。对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桓台经侦人员对刘兴尚实施了刑讯逼供行为。

  此外,四名被告人均详细阐述了公安人员的归纳总结式、反复诱导式、威逼利诱式和粘贴复制式的讯问方式,导致四人笔录内容大多一致,提法和回答的用词也一样。有些非银行术语的表述,都是由办案人员强行灌输。

  五、检法两家人员法律素养之感受

  (一)公诉人。

  有3位,都是30岁左右的女同志。第一公诉人是艾婷婷,有一位是公诉科副科长朱鹏,另一位不知名字。

  1.公诉人讯问被告人方式有明显指供痕迹。

  检察院《刑诉规则》第438条规定,在庭审中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应当避免可能影响陈述或者证言客观真实的诱导性讯问、询问以及其他不当讯问、询问。然而,此次庭审给我的感觉,公诉人违反了上述规定,具有较为明显的“有罪推定”倾向,发问方式更倾向于“侦查”的方式,还有较为明显的指供诱供。当被告人无法回答到她们满意的答案时,会采用多角度反复讯问,并直接在问题中列出答案,比如:在被告人已经多次回答“东岳集团李滨提出东岳集团是上市公司,不能签订保证金格式合同”、“修改合同内容是常有的事”的情况下,依然执着发问:“我换种方式来问你,你是不是用三方协议来规避保证金合同?”。这样的讯问方式是典型的侦查讯问方式,而不是公诉人的发问方式。这种预设答案的提问,在桓台公安侦查中可能没有太大问题,因为会转化为笔录中的回答。然而在庭审中,用这种方式发问,旁听人员就可以明显感受到三名被告的有罪供述笔录是如何制作完成的。

  2.公诉人的社会常识、民商事活动经验欠缺。

  公诉人用机关行为经验和办理其他刑事犯罪的方式来对待经济案件,在庭上有较为明显的不适应表现。比如朱鹏发问:“你们是怎么和贷款人接上头的?”。这句“接上头”,明显是在办理毒品、盗窃之类案件时的讯问习惯用词,但用在商事行为中,却引起了旁听群众一众笑声。再如,朱鹏发问:“你们为什么不在银行谈业务,要去茶楼私下谈业务”。这是明显的机关行为经验,因为检察人员不能私下接触当事人;不能在非机关以外地方会见当事人;见面必须有2名工作人员以上。然而,商场谈合作,地点是没有限制的,人数也是没有限制的,一个人也是可以谈的。所以,又引发群众一片哗然。此后,朱鹏较少发问。在办理经济案件中,桓台县检察院公诉人显得社会经验不足,民商事知识不够。

  3.法学理论基础和专业知识都不够扎实。

  银行提供了2018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询证函是否属于金融票证的最新解释的函。第一公诉人说:“法律尚且没有溯及力,更不用说这个函”。但目前各国采用的通例是“从旧兼从轻”的原则,即新法原则上不溯及既往,但是新法不认为犯罪或者处刑较轻的,适用新法。如果新法轻,就有溯及力。所以,多位辩护人当场指出公诉人的基础法学理论需要加强。

  而在发表公诉词时,公诉人指控的明知贷款背景虚假内容和起诉书指控的贷款审查不严内容不一致。辩护人提醒公诉人,变更起诉内容应当征得检察长或检委会同意,但公诉人却不置可否,不做回应,貌似刚刚意识到起诉书内容与指控意见不符这个问题。

  4.公诉人有违反义务性规范行为。

  (1)未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被害人意见。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70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应当讯问犯罪嫌疑人,听取辩护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的意见,并记录在案。然而,2016年6月6日刘兴尚被以违规出具金融票证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在2016年7月19日检察院就违规出具金融票证提审过一次,在8月12日公安机关以违规出具金融票证和违法发放贷款罪再次移送审查起诉后,直到2016年12月15日检察官未就违法发放贷款罪再次讯问刘兴尚,就直接提起公诉。我们可以认为,公诉人根本没有听取犯罪嫌疑人的无罪辩解,就直接起诉,严重失职。

  同时,公诉人至今未听取被害人,也就是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的意见。如果按照公诉人起诉被告人因未严格审查就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的逻辑,公诉人违反《刑事诉讼法》义务性规范的规定,导致无罪的人受到刑事追究,是否应该构成徇私枉法罪呢?

  (2)公诉人未遵守检察院着装规定有损国家形象。

  2010年《人民检察院检察制服着装管理规定》第3条规定:检察人员在下列工作中,应当穿着检察制服,佩戴检察徽章:(一)出席法庭……。然而,在第二天上午的前两个小时的庭审中,第一公诉人艾婷婷始终没有佩戴检徽,第三天上午的庭审的开始,竟然身披粉红色针织衫就直接开始履行公诉职责,在法庭开始出示证据,经同伴提醒才脱下该衣服,露出内着的检察制服。

  虽然,这只是一个着装的环节,但作为曾经身为17年检察官的我而言,也是首次见到如此不尊重检徽,不注重国家公诉形象的公诉人。出席刑事法庭,对她而言,就像邻居串门一样稀松平常,一点也没有国家公诉人应有的严肃性。

  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被告人在做最后陈述的时候讲述到自己的孩子时潸然泪下,艾婷婷却在旁面露“笑容”,让旁听人员感到了检察官的“无情”,这和群众心目中的“人民检察官”形象相去甚远。

  (3)极少回应辩护意见,让人感觉庭审走过场。

  《刑诉规则》第453条规定:在法庭辩论中,公诉人与被害人、诉讼代理人意见不一致的,公诉人应当认真听取被害人、诉讼代理人的意见,阐明自己的意见和理由。

  然而,公诉人在庭审过程中,始终较少回应律师不一致的意见,其回应的多为程序问题,比如不要打断庭审进程之类的。在质证阶段,也较少回应质证意见,有时对律师的直接发问,也不回应,如:为何不追究骗贷责任。

  在辩论阶段,只发表一轮约10分钟的公诉词。面对6位律师长达2.5小时的,完全和指控意见不一致的辩护意见,公诉人不发表任何回应,不阐明公诉机关的意见和理由,让旁听群众有种庭审走过场的感觉。

  (二)法官

  1.法官以控制流程为主,鲜发问和发表意见。

  合议庭三位法官,审判长是副院长张述君,审判员一位是刑庭庭长李成,另一位不知晓名字,但四天庭审几乎全程在看电脑,没说过一句话,没抬过几次头。

  在庭审内,审判长给人的感觉较为和蔼,较为克制地控制庭审节奏,让双方都有充足时间发表各自意见。发问极少,但问过一句此前描述模糊点的问题:“戚静笔录的修改部分是自己手写的吗?”公诉人回答“是”。这个问答,几乎可以证明戚静的有罪供述笔录将会作为定罪证据使用,因为是戚静手写,是自己查阅笔录、表达真实意思的证明。然而,这一问答,也让该法院始终拒绝排除非法证据,用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供述加以定罪的意图暴露明显。

  李法官负责询问、质证流程主持,维持法庭秩序,未发问,也未发表任何观点。

  2.法警侵犯人权行为屡教不止。

  除了前述的管辖和回避问题之外,此次法院的庭内审判活动,没有违法问题。然而,该法庭在庭外的法警执规有较大问题。

  这次听庭,和上次一样,桓台法院依然是不允许携带手机旁听(严重影响我的通信自由和工作生活安排)、不允许纸笔记录、扣押身份证……还增加了庭内上厕所需重复安检的所谓规定。庭间休息,张院长亲口和我说,这是他们的规定,希望我理解。但这样的做法是令人非常失望的。因为,在人民法院——我们国家所有场所中最应该懂得法律、维护法律的地方,却对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的公民自由不予以保护,肆意侵犯,不得不说是种悲哀。

  于是,我打印了几份此前发表的关于法庭规则的讨论一文,进安检时交给该庭法警,算是交流讨论。但当我拿着剩余的文稿坐在大厅,准备旁听时,一年轻法警突然冲过来,对着我恶狠狠说,不准带纸进入法庭,否则不能旁听。徐昕律师在庭内,因为尚未开庭,也向审判长张院长做了反映。但审判长随口说了一句,庭后再议,这事就算过去了。下午旁听还是一样的规则,没有变化。虽然,这些都是小小的细节。但法无明文即可为,在桓台是看不到的。法院人员给人的感觉就是,想怎样就怎样,老子天下第一,这里我说了算,限制你行动自由,不需要法律规定,我们说了就行(至我离开,没有看到该院成文的上述旁听规定)。

  综上,我认为桓台法院人员的综合法律素养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和其荣立一等功的荣誉称号尚有较大差距。

  结语

  当然,反观整个庭审,相较公诉人马虎公诉近乎走过场的印象而言,两位法官(另一位可以忽略,因为没见过他抬头)在律师发表意见时的确是时不时侧头注目,认真听取律师辩护意见的。

  我们希望,合议庭真的能以庭审为中心,不做有罪推定,摒弃之前公安机关、公诉机关所做笔录,从庭审中各被告人所言出发,充分吸收辩护人意见,兼顾法理情,审慎考量案件实质和效果,摆脱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对本案中没有造成任何银行和企业资金损失、被由企业参与办案的公安机关异地跨管辖抓捕、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套上莫须有罪行的4名银行工作人员,依法做出无罪判决,还他们清白,不为所在地一境外企业私利而违法侵害国有资金安全,真正地维护国家金融秩序,维护司法公平正义。

  【法律拓展

  合同诈骗的立案流程

  1、受害人需要向派出所或公安局报案;

  2、报案需要准备一系列的报案材料,警察审核以后符合立案条件便可以立案;

  3、立案后公安机关便进行侦查以确定事实和收集证据;

  4、公安机关侦查完毕后,便会将案件移交检察院;

  5、检察院受到材料后会审查起诉,经审查若构不成犯罪(包括合同诈骗罪法定构成要件不满足或证据不足等情形)便不提起公诉,若初步认为构成犯罪变会向法院提起公诉;

  6、提起公诉后,最后由法院进行审理、判决。